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模式，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。BonnieS.Mcdougall（2011:5）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存在以下四种模式：学术翻译、商业翻译，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以及个人翻译。哈尔滨俄语翻译公司认为，这四种模式在翻译发起人、出版社、译者、目标读者群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特点。

　　学术翻译：翻译发起人通常是译者，出版社一般是大学出版社，目标读者则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和高校学生。译作通常附有导读、注释和难词汇编，一般提供与原作相关的背景信息，评论和解释原作中某些重要词语的细微含义等。这些附加内容对研究者来说非常有用，但对普通读者来说却显得累赘啰嗦。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葛浩文（HowardGoldblatt）主编的《现代中国新小说系列》属于此类。

　　商业翻译：翻译发起人可能是译者，也可能是文学代理或出版商。他们希望译作能够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读者，但是实现这一愿望的可能性不大。企鹅出版社下属的子公司及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（HarperCollins）出版的莫言和苏童的小说属于此类。

　　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：翻译发起人通常是出版社。例如，葛浩文翻译的陈若曦的《尹县长》（TheExecutionofMayorYin）、D.Liang-Lao翻译的夏之炎的《北京最冷的冬天》（TheColdestWinterinPeking）以及杜迈克（MichaelDuke）翻译的陈冠中的《盛世：中国，2013》（TheFatYears）。这类翻译的原作有的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，有的则政治色彩浓厚，文学价值不高。

　　个人翻译：翻译发起人通常是作者或译者。发起翻译的动机不是为了商业利益，而是出于译者个人的文学兴趣。出版社可能是大学出版社，也可能是商业出版商。例如，杜博妮（BonnieMacdougall）对北岛诗歌的翻译，以及蓝诗玲（JulieLovell）对韩少功的小说《马桥词典》翻译。Hung（1991：39-40）根据译作出版流程中参与者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，将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模式分为以下四种：

　　第一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较为常见，发起人通常是英语国家学术界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，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教学需要，或出于对某个中国作家或某部作品的喜爱，这类翻译的质量较高。葛浩文七、八十年代对萧红作品的翻译属于此类。

　　第二种翻译模式90年代以后更为常见。中国作家在与英美文学界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后，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被国际读者所了解，主动寻找译者（多为英语国家高校教、学汉语的师生和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）来翻译自己的作品。但这种模式下的译者翻译能力参差不齐：有的对中国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，能够保障译作的质量；有的则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欠缺，不能胜任文学翻译工作。张洁、舒婷以及台湾和香港的一些作者的作品的翻译属于此列。

　　第三和第四种翻译模式较为复杂，涉及的参与者较多，是目前国际出版界的常规模式。该模式涉及到译作出版的两大关键因素：出版商和文学代理人。他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虽然不甚了解，但却决定着译作能否在国外出版及销售。与第一种模式下的译者（高校学者）相比，这两种模式下的译者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不多，但由于他们和文学代理、出版商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，通常能够保障译作的顺利出版和成功销售。

　　根据以上两位学者对中国文学英译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模式的分类，可以发现，Mcdougall提到的“个人翻译”模式与Hung提到的第二种模式目前只存在于很小的范围内。就文学翻译而言，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模式也不占主流。可以说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主要有两种翻译模式在发挥作用：一个是非盈利性的大学出版社的翻译模式，一个是市场机制运作下的商业出版社的翻译模式。前者销量少，但销售稳定，译作质量高；后者受市场、读者等影响，盈利菲薄，译作质量因译者能力不一而参差不齐。当然，以上提到的各种翻译模式虽然翻译动机不同、出版风格迥异、目标读者群不同，但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，彼此之间有重合之处。